作为人文工业的建筑业，其产品不单为现实意识形态所引导，并且在被使用的过程中，较大范围及程度地影响着社会意识。现实建筑物的风格，作为曾经的产品的类型特征，反映了其商品属性背后的某种客户需求。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巨变中，其间于各城镇及乡村所陆续落成的建筑物，在风格上也折射了与之相应的现实社会意识形态所对于建筑物建造及使用的共同认识，并以其中某些建筑物风格的时兴，而见证了与之相应的志趣在同时期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中坚位置。自然生成的自建建筑物风格，反映了不同物主的建造及使用建筑物的相似状况；成批开发的建筑物风格，反映了开发者在建造方式上及在对于潜在用户的使用状况的预测上所达成的共识。其中对于潜在用户的使用可能性的预测，成为最活跃的因素，并且成为了形成一种建筑物风格的基本范本和促成动力。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建筑物风格形成中，现代化及后现代现代主义成为了主要的建筑物使用可能性，其所相应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筑物使用者中所普遍存在的西化及开化的志趣，包括了被动适应式与主动引领式的志趣，包括了个人志趣及社会志趣。现代化的主流趣味及现代建筑物自身的现代化建造方式，造成了过去几十年的主要建筑物风格走向，其中主要就是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与后现代建筑风格。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反映了城市化快速进行的步调，对于这种建筑物风格的认可反映了人们对于城市化进程本身的满足；后现代风格反映了观念开化之后的对于历史及自然的反观及反思的志趣，包括对于西方历史及自身历史的观照，并反映了欲于自然处寻求文化评价的反思志趣。期间各种以历史及自然为题材的建筑物风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得到了认可并且盛行。这其中包括各种中式建筑物风格。中式建筑物风格的盛行可谓是一种民族主义风格的时倡，折射了建筑物的中式使用者对于建筑物人文归属感的追求以及使用者自身中式审美旨趣的偏好。在已然度过被扫盲阶段的中国建筑物使用者当中，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反观自身的特殊性，并为自身的特殊性在全局的开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振奋过及愉悦过。然而那种纵横四海的方式并非包治百病，且并非免费。用这种方式来观照与塑造传统因素的代价就是传统因素在其方式的规定之下而脱蜕了原有的内在生成力而成为躯壳。

　　中式使用者很快在旧民族主义的适试中更快地迷失了自己的文化属性乃至于栖居自在性。彼种方式所观照的中式元素作为建筑元素，远未成为建筑本身的要素，而仅仅在于装饰层面。在这种不充分的民族主义风格中，中式要素与现代建筑内容之间的关系，好比混合在一起的油水，始终混沌焉、生糙焉。在此种所谓的旧民族主义的建筑物风格中，作为典型传统的中式大屋顶常在欧几里得维度中被阐释及依葫芦画瓢式地转换，并且因常与现代建筑功能的简洁形式要求合为一体而出露一种“新中式”的印象类型。此种混合不同体系的建筑印象因与恰处于混合状态中的使用者产生了共鸣所以而被接纳，并且由于那种同步的混合而显现为明。然而随着建筑物潜在使用者自身状况的日益澄明，旧式“新中式”将首先在美学意义上丧失其原有的适用性，并因为建筑自身的活力要求而使得其中的中式元素从间接装饰的层面上不断消褪。随着中式使用者的不断进变，旧风格的盛行必将为另一种从建筑方法层面上来沿袭传统内容的新生可能性所取代，新生可能性追随新生中式社会意识而将成其所是为一种风格，相对于旧式的民族主义风格，可谓之新民族主义风格。

　　所谓新民族主义风格中的“新”者为区别于旧式民族主义而言。旧式民族主义风格被解读为一种以现代主义认识论所阐释及拼凑的民族风格。其内容在认识上基本上是现代主义与中式元素的混搭，在方法上属于现代主义方法。笼统地说旧式民族主义风格是一种西方后现代风格。新民族主义之“新”首先在于不是以现代主义认识来解读视觉上的民族元素并又同时造成了限制，而是纯然回归至民族要素的生成机制上，在建筑物反映社会意识的历史机制上来沿袭与提取民族因素中有益于今天建设的成分，并以今天的中式使用者的由衷的审美旨趣来形成真正具备中式内髓的建筑可能性。“新”字其次在于提请一种纯然中式的建造方式作为该风格臻于大成的一个标志。纯中式建造方式被解读为一种个人技术方式，新民族主义以自建作为认识与方法一体化的最终方式，在实现高品质自建方式上预期以建筑高科技的大力发展作为基础与条件。由此而知所谓新民族主义其实就是民族主义，是相对于旧时民族主义的纯粹的民族主义。但此种民族主义并非要高举子虚乌有的“民族主义”旗帜作为号令四方的符号，而是在于要体现中式建筑物使用者的天生身体物质基础及生活经历所决定的民族特点，一种现实性的特点。“主义”二字仅为表示重视中式使用者及建造者的现实性民族特征，有感而发地设想未来之建筑物。源于需要及驱除固有观念关注活跃之可能性是使“民族”成为“主义”的关键。新民族主义提倡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元素，并寻求一种有别于现代主义的中式建造逻辑方式来形成建筑秩序及建筑物。在对于民族建筑元素的继承中，有必要把重点放在对于古建中大屋顶的参照上。大屋顶作为主要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一个典型符号，反映了这些现存中国古建当初的建造者与使用者的某种典型认识。中国古代倚天合人的普遍社会意识形态，使得身处其中的古人普遍存在对天抒怀的情感释放方式。大屋顶作为古代建筑物中与天接壤的一部分，其中自然承载及积聚了古代人们对于天中之物的诸多见识与愿望。天在古代是一个近乎自明的概念，缘于古代科技的极不发达，人类并无其他角度可以见诸天地的物理空间关系，从而将其设为普天下之无上统驭。中国古代文化类属于农耕文化，人与人之间并无过多交往，仅在对于天及天子之尊的观照上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体现在建筑物上就出现了重头轻脚的普遍情况。古代建筑物多在屋顶上大做文章且体型硕大而檐下梁柱部分则相对简单，这也是建筑物风格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明证。从中可见到古建中大屋顶的产生源于人们对于天的极大共识，并且由于其共识而在屋顶上积聚了较多的社会力量以及物质，又由于这种曾经的积聚而成为了一种象征。所以大屋顶是与天在一起才有意义的。在人制工具上天入地的今天，天的意义已远非古代那个无尽广袤之穹隆的意义，天成为了一个更大范围中的一个片断，与之相应的是，今天的人们再也无法在天的意义上达成无尽的共识，所以今天的人们如果仍制造古代那样的大屋顶，就已经脱离了建筑的原本意义，而成为了之前所提的装饰行为。不可否认的是，及至今日，大屋顶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民族符号的象征。但在建筑物中象征性仅是一种间接的知性的装饰性，相对于感性装饰及建筑功能内容来说，此种象征性的装饰便成为了生造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