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秋裤楼到马桶盖，近年来，奇怪的建筑不断在各地涌现。一些贪大、媚洋、求怪的建筑，看似是各个城市的建筑地标，实则是权力之手干预设计的权势地标。

中秋节去沈阳溜达了一圈，在火车站前亲眼目击了地标性建筑大铜钱，学名叫方圆大厦。说实话我挺佩服设计师和招标方的勇气的，这建筑不仅怪异，寓意也实在是太过简单粗暴了。后来在网上浏览了一下以丑怪闻名世界的中国建筑之后，方圆大厦倒也不那么突出，强中更有强中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建筑出现，新闻里总结得很好，因为权力之手在干预，其实除了权力之手外，干预的还有商业之手，总之往往不是建筑师之手决定了建筑的样貌。

权力和商业之手干预设计的权势地标，突出的就是一个最字，最高、最长、跨度最大、曲线最复杂……在这个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地标建筑走向了两条风格不同但同样诡异的道路。第一个就是崇洋，这些年来，国内各地的所谓地标建筑，基本上都交给了外国建筑师设计，东南大学做了一项调查，分别对北京、上海、广州核心区1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研究，中国建筑师与西方建筑师设计的新建筑个数比例为，北京0∶8、上海3∶23、广州3∶9，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大大少于外国建筑师的作品。求最的理念加上外国建筑师的奇思妙想就形成了一堆鼎鼎大名的怪异建筑，用建筑评论家叶扬的话来说：建筑形体的诡异往往意味着某种特殊的难度，这种求怪，早就使中国变成‘蜚声海外’的‘建筑师的实验场’，在别处难以成立、不可能实现的设计方案，都可以拿到中国来，这里‘人傻’‘钱多’，喜欢‘扭曲变形的怪物’。

第二条道路就是权力和金钱的掌控者自己的审美左右了建筑的风格，当权力有了审美追求的时候，外国建筑师也得靠边站。房地产商冯仑就举过一个例子：他们在天津请一位荷兰设计师设计了非常好的一组住宅，这个设计经过各个机构审批后，变得跟众多城市的房子一模一样。让一群三流的眼光去改一个大师的作品，结果出来的就是一个不如三流水平的东西。再看看著名的福禄寿大楼，五粮液酒瓶大楼，那已经脱离了审美的范畴，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了。

在中国建筑史不断被刷新的今天，左右这一切的是权力、金钱的力量和不当的管理体制。在这里，了解、热爱自己家乡的中国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声音是缺席的，生活在其中的公众的声音是缺席的，往往几个人的想法，就左右了我们生活环境的面貌。那些高于权力和功利的审美和传统被打得落花流水。也许在当年北京没有采纳梁思成的意见开始，中国的专家就失去话语权了。而失去话语权的专家，就只能在理念和饭碗之间衡量，或者屈从于权力做没有特色的建筑师，或者因坚持理念而被外国专家抢走饭碗，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么可能出现坚守传统的梁思成呢?又怎么可能出现像敢于在卢浮宫搭建玻璃金字塔的贝聿铭呢?

而失去了坚守传统的把关人和坚持理念的专家，建筑与城市的风格也就难免被裹挟进了各种欲望之中，变得光怪陆离。我们的城市规划，早期全盘学苏联，如今又全盘学美国。但美国是个没有传统的国家，他们的历史就是近代史，而他们的建筑风格，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西方集体抛弃了。而我们却还在模仿他们，岂不知美国人有多羡慕欧洲的建筑。而欧洲，包括日本，那令人羡慕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恰恰是因为对传统的坚守。在巴塞罗那，最高的建筑物是高迪设计的圣家族大教堂，因为政府明文规定，任何建筑的高度都不能超过这座至今仍未完工的教堂，这是城市对信仰的崇敬。而在日本，麦当劳进军京都时，曾经遭到否决，理由是麦当劳的红色标志和古城的青灰色建筑基调相去甚远，具有破坏性。经过几年反复谈判，麦当劳决定放弃全球统一的红色，改成与京都古建筑基本一致的咖啡色，这是商业对传统的妥协。

如何阻止奇怪的建筑污染城市，除了对权力自身的约束之外，我想我们还需要一些不妥协，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对理念的不妥协，市民对生活环境的不妥协，也许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失去城市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但何去何从的权利应该掌握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手中，而不是少数人的手中。只有这样，权力和商业的力量对我们的公共审美造成的伤害才有望成为历史。前面提到的玻璃金字塔，曾经遭遇了法国民众的集体抵抗，然而贝聿铭基于一个建筑师的理念也是寸步不让。其实无论这两股不妥协的力量谁胜谁负，对于巴黎这座城市来说，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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